日前 (9月3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了《市场监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2024年版)》 (以下简称：《重点举措》) 。 (在2024年8月26日总局第22次局务会议通过) 其中，

　　该《重点举措》强调要依法发挥惩罚性赔偿对严重违法行为的社会监督作用。 (该举措由执法稽查局牵头，各相关司局配合)

　　第一，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生产日期、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赔偿或者敲诈勒索的，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注：惩罚性赔偿是指在民事法律关系的损害赔偿中，超过实际损失数额范围的额外赔偿。)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而构成犯罪的，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对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侵害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要从严审查，准确把握投诉受理范围、举报立案条件等，并通过强化投诉举报大数据汇总分析，探索跨地域、跨领域通报协作、并案处理、并案告知等。

　　第三，严格落实标签标识、说明书、宣传材料等瑕疵不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完善具体制度措施，细化列明不影响商品服务质量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范围。

　　9月4日，市场监管总局在《重点举措》这一政策解读中指出，对于经营主体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恶意索赔、职业索赔采取上述举措，有利于提升执法的质效，稳定经营主体预期，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职业打假人被戴上了“紧箍咒”。

　　譬如，在《重点举措》通过后不久 (8月30日)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牡丹江市监局) 等七部门就发布了《关于规范处置市场监管领域职业索赔举报行为维护良好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

　　聚美丽记者注意到，在《指导意见》的总体原则中，第二条为实施分类管理，其中强调，鼓励和引导公益性职业和内部“吹哨人”举报行为，但打击涉嫌敲诈勒索、、滥用投诉举报权等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指导意见》中还对7种职业索赔行为、4种职业举报行为情形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具体来看，《指导意见》所称的职业索赔行为是指基于利益驱使，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借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名，实质以索取高额赔偿为目的而提起的不正当投诉行为。

　　而职业举报行为是指以牟利为目的，以公益性打假为名，“知假买假”或明知无违法行为或违法行为轻微，为索取举报奖励或者迫使经营者赔偿而提起的不当举报行为。

　　其中，投诉人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形，可以认定为职业索赔行为。

　　比如，一次发起3件以上 (含本数) 投诉或者3人以上 (含本数) 向同一经营者或同行业经营者反复购买相同或相似的商品，并以相同或相似商品为标的物提起投诉、信访、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被判定为职业索赔行为。

　　投诉人基本信息虚假，并且不配合办案单位核实验证身份信息以及无法提供消费关系证明和其他相关证据材料的，如不同投诉人使用同一手机号码、同一地址、借用他人名义等有明显组织策划的；

　　未有消费行为的举报，举报人明确告知将自身信息可以告知被举报人，明显不符合正常举报人行为逻辑，举报具有团队化特征，内容显著专业化，文书高度格式化；

　　而经认定属于职业索赔行为的，不予受理；经认定属于职业举报行为的，严格落实《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要求，对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奖励；通过“调包”“夹带”“造假”“篡改商品生产日期”“捏造事实”等方式，虚构或者捏造违法事实的，发现涉嫌敲诈勒索、等行为，应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近年来，随着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乱象愈演愈烈，职业索赔逐渐呈现团伙化、专业化、规模化、程式化的特征和趋势，为有效应对“以打假为名、行牟利之实”的职业索赔举报行为，维护营商环境，国家、地方等层面都有针对此乱象作出相应监管。

　　除了上文提及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落地推进外，我们从此前国家、地方等的做法也能看到一些相关行动。

　　比如，今年7月，浙江永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文表示，永康九部门联合出台，限制恶意性牟利性职业投诉举报行为实施办法，通过严厉打击利用违法手段进行索赔的行为，依法遏制恶意性牟利性职业投诉举报行为。

　　又如，在今年3月15日《上海市奉贤区关于依法处置市场监管领域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实施意见(试行)》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正式发布实施，据称，这是地方政府主动行为，也是依法处置市场监管领域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的首次探索。

　　而这一《实施意见》的推进背景就是职业索赔投诉已经对市场监管工作以及相关司法资源、社会资源产生了极大的挤占效应，给区域营商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

　　据统计，2023年奉贤区职业索赔投诉举报件近1.4万件，同比增长近50%；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职业索赔占比分别为98.3%、62.5%。

　　值得注意的是，聚美丽了解到，在《实施意见》发布后，已制发投诉处理答复书50件，明确不予受理投诉约100件，截至目前，无一例此类行政复议。牟利性职业索赔数量已从实施前平均每天近60件下降至日均20余件，下降幅度超50%。可以说，在法规颁布后，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得到了一定遏止。

　　再往前追溯国家层面对于恶意索赔处置工作机制的探索，可以发现早在2019年5月9日，中央、国务院在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时提出，对恶意举报非法牟利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提出要打击以打假为名的敲诈勒索行为；2019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则提出了要依法规范牟利性打假和索赔行为。

　　目前来看，黑龙江、上海、浙江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已发布了规范职业索赔实施办法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而此次《重点举措》的出台，也是在市场监管总局层面，对职业打假牟利的不法行为的明确和规范。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职业打假人敢于说真话、揭乱象的行为更值得信任，同时也能够协助净化市场环境，起到了监督和震慑商家、矫正市场风气的效果z6尊龙·凯时注册。

　　但在职业打假赛道火热的前提下，打假评测市场愈发鱼龙混杂，靠着打假、碰瓷、恶意抹黑等博取眼球，掌握着市场流量密码。而职业索赔人的出现，更是将“打假评测”这一本该是正义的举措带到了更为混乱的局面中去。

　　在美妆行业头部博主、测评主播被质疑、“打假”的并不少见，除了视频中的王海、为了玲飞外，抖音“美妆一哥”骆王宇等也被质疑。

　　原因系此前与其“深度绑定”的CSS油橄榄精华产品，被抖音测评博主“大虎课代表”打假，直指CSS油橄榄精华中，均未检出代表性成分羟基酪醇和橄榄苦苷。

　　事实上，在《重点举措》出台之前，不少地区都先后出台了相关举措，严厉打击职业索赔现象，而这主要还是归因于职业索赔人的猖狂之举。

　　结合和各地颁布的相关职业索赔实施办法规范性文件来看，都对“职业索赔人”进行了概念界定。虽略有不同，但都逃不过“逐利”二字。

　　据了解，职业索赔举报人通过大量、集中性提出投诉举报，而一旦拿到钱款，便会主动撤回投诉、举报、复议、诉讼。

　　据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信息显示，2022年，涉及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行政复议的撤回率为38%。其中，职业索赔人范某围绕标识标签、广告宣传等问题通过12315平台在全国范围内投诉举报6236次，存在大量撤回投诉举报的情况。

　　上海市消保委在《新形势下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对策研究》一文中指出，2023年，上海市涉及职业索赔职业举报的相关行政复议近3000件，金山区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行政复议197件，占复议总量的98.5%。深圳市常、张、徐、杨等四人年均举报8000余件。

　　具体来看，2023年6月9日，央视《今日说法》栏目报道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西陵分局破获一起“敲诈勒索罪”的案件，共涉案人员30余人，涉案金额100多万元。该案件的涉案人员均从“非法从事医疗美容服务”入手，同时抓住非法行医者这一弱点，屡次打假得手。

　　今年8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宣判牟利性索赔团伙成员耿某、段某保、耿某晶 (女) 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系因多次通过拨打12345市民热线等方式，以举报为由要挟商家赔偿，敲诈多名被害人钱款。其中，耿某、耿某晶敲诈钱款人民币5.3088万元，段某保参与敲诈钱款人民币1.44万元。

　　据了解，这种“胁迫式举报打假”主要是通过事先掌握经营者的涉嫌违法行为证据，以不向行政执法部门举报、不向媒体曝光或者撤回已提出的举报等为条件，胁迫或者诱导经营者给付财物。

　　而部分经营者由于守法意识不强，在利益驱使下从事违法经营行为，后因维护形象、商誉，担心因违法行为被处罚、公示而影响自身信用，为职业索赔职业举报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作为业界知名的职业打假人，王海通过微博与公众互动，收集假货线索和发布打假报告。如果产品被确认存在问题，王海会组织购买者共同维权。但作为职业打假人，也是有其能力边界的，大部分打假人并无相关行业经验，仅依据检测报告便论断产品有问题，也是不行的。

　　在近期王海发布的视频中，对贝泰妮集团旗下产品薇诺娜清痘修复精华液进行“打假”，指控其非法 (隐瞒) 添加防腐剂苯氧乙醇，违反了《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但多位化妆品行业专业人士均对其进行驳斥。

　　而“闻腐色变”同样并不可取，将防腐剂妖魔化，对其进行无脑批判、进而一棒子打死，并不利于化妆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此外，部分打假博主自身同样负面缠身。近日，打假博主“铁头”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可以看到， 如今，国家层面对 职业打假监管趋严，这也是对打假行为的规范化。 打铁还需自生硬的道理，不仅适用于品牌，也适用于打假人，包括王海、为了 玲飞他们。

　　在此，我们并不否认职业打假人的存在有着积极作用的一面。职业打假人的存在，本应是市场监督体系中的一股积极力量，是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一道防线。然而，当“打假”变成“假打”，这份力量便失去了其应有的光彩，同时，这也不利于化妆品行业的正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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